开栏语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们是时代的建设者，用青春和热血铺就了海南农垦的发展道路。他们是精神的传承者，用信念和坚守点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口述海垦》系列微纪录片于5月29日全网上线。海南农垦融媒体中心将根据微纪录片内容，推出系列报道，讲述镜头之外的故事，致敬那些为海垦热土无私奉献的建设者们。让我们一起跨越时空的阻隔，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精神的力量。
“再不抓紧，这些故事就真的消失了。”
循着海南农垦发展的足迹，《口述海垦》摄制团队从海口出发，奔赴多地，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式记录”。
镜头最先对准的，是比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更早投身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群体——南下学子。
据史料记载，我国于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先后两次组织了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10多所高校师生和科研院所专家近600人，投身华南垦区橡胶宜林地勘测工作。此后，不断有从全国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子来到海南农垦工作。
在历时两年多的寻访与史料搜集中，《口述海垦》摄制团队了解到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南下故事，关于理想，关于青春，关于一群人如何用一生回答“祖国需要，即是心之所向”。
01、“造就”一批橡胶科技尖兵
1952年2月20日下午，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303教室，一场秘密动员大会正在召开。
“通知下来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农业院校师生参加华南垦殖调查！”话音刚落，教室里一阵骚动。
去广东做什么？不知道。要去多久？不清楚。能不能和家里说一声？不行。
“没有人问为什么。”当年的亲历者、就读于金陵大学的王秉忠多年后回忆，“我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会错的。”
同一时间，同样的动员会，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1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召开。
彼时，新中国正面临着一场特殊“战役”。天然橡胶作为战略物资，遭到西方国家封锁和禁运。党中央果断决策：一定要建立我国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可难题摆在眼前：当时高等农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数量，远远不足以支撑发展橡胶事业所需的大批量科技人才。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教育部作出决定：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扩大招生，举办一届两年制的林业专科招生，以最快速度培养橡胶科技人才。
那是一段弦歌不辍的特殊岁月。“连正规课本都没有，教授们亲自编写的讲义只有提纲，真正的知识全靠在课堂上听与记。”2024年，当时就读于浙江大学林业专修班的陈汉中在接受《口述海垦》摄制团队采访时回忆道。
陈汉中还记得，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大中专院校有不少同学响应号召参军参干。他所在的班级有很多同学递交了申请，却无一人获批。“学校通知说毕业后有重要任务，任务内容保密，这个班的学生都不能参军参干。”直至动员会召开，他们才明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正等着他们。
1952年初，一群20岁出头的高校学子，怀揣着报国热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02、“拼出”新中国橡胶种植版图
“在广东参加完叶剑英主持的动员会后，我们到湛江休整了大半个月。”王秉忠在《新中国天然橡胶发展的前奏——参加海南岛植胶土地勘察测量纪实》中写道，正式开始勘测工作前，他们恶补了植被调查、土壤调查、防护林带设计，以及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气候状况等方面的知识。“带队的老师们还领着我们到野外观察土壤剖面，进行植被样方调查，练习测量仪器使用。”王秉忠在文章中写道。
橡胶宜林地勘测是一项系统工程，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因此参加橡胶宜林地勘测的小组配有气象、森林、土壤学等多个专业的学生，以及一名由海南农校学生担任的翻译、联络员。
人员搭配齐全，设备却相当简陋。已故的高连璠生前对这份“家当”印象深刻：“当时，我们一个队只有一部30年代的日产经纬仪、两台小平板、一盘皮尺，外加自己制作的小竹竿。”
测量采用“方格控制测量法”，先用经纬仪定出两条互相垂直的基线，沿基线每隔200米、1000米插竿放线，网格交错，一块300亩的样地便在脚下成形。
野外勘测的日子总是格外艰辛，却没有人喊苦。天刚亮，测量小组带上一名民工，抱一捆竹竿、一卷测绳就往外走，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用番薯充饥。日头毒辣，暴雨劈头，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找不着，浑身湿透只能靠体温烘干。
晚上收工后，大家伙还要在煤油灯下整理数据、绘图，组长会提前布置第二天的任务。“几天下来，我们这些没怎么晒过太阳的‘白面书生’，一个个黑得像从炭窑里钻出来的。”回忆往昔，王秉忠的笔端没有苦涩，只有青春的欢腾，“我们没觉得苦，好像总在笑声里过日子。”
就是靠着这样的工作办法，南下学子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华南垦区橡胶宜林地勘测工作。密密麻麻标注着海拔、坡度、植被和土壤类型的一张张手绘地图，拼出了新中国第一幅橡胶种植版图。
03、“扎根”海垦奉献一生
勘测任务结束后，一道选择题摆在南下学子面前：走还是留？
不少人选择留下，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张义俊就是其中之一。完成海南岛橡胶宜林地勘测工作后，他响应号召，把根深深地扎进海南这片热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灭茅。每年几十天的除茅大会战，几千人吃住在山上，挥锄铲茅，虎口震裂、满手血泡，可茅草偏偏“春风吹又生”，没人相信能根治。
原本负责橡胶育种的张义俊主动请缨，尝试以技术灭茅。他在实践中首创了“人工除茅+种植豆类（如蝴蝶豆、毛蔓豆）覆盖灭茅”综合技术，之后又与其他科技人员反复琢磨，将进口与国产的草甘膦按比例混合，配出了成本低廉的“草氨”合剂——除茅效果不输进口除草剂，很快在海南垦区推广。由此，海南农垦的除茅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1985年，这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接到从北京寄来的奖章后，张义俊把它悄悄地放进了抽屉。妻子刘明忠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获得了国家奖项，问他为什么不说，张义俊只是笑了笑说：“我搞了几十年的灭茅工作，不是为了得奖，而是为农场解决难题。”
从勘测时的青春年少，到获奖时的两鬓斑白，张义俊把自己留在了海南，也把功业建在了这片莽莽胶林之中。
和张义俊同年进入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工作的，还有湖南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科毕业生谭象生。
“当时我把‘橡胶’听成了‘香蕉’，到海南后，我才第一次见到橡胶树。”谭象生晚年时对这个“乌龙”仍记忆犹新。
到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报到后，谭象生被分到定安垦殖所，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下胶园。海南的老胶园正面临白粉病的威胁，大片橡胶树叶片枯黄，胶乳产量断崖式下跌。谭象生的任务是：给橡胶树治病，一干就是36年。
1987年，海南西部16万亩胶园同时暴发白粉病、根病和炭疽病，邻近病区的40万亩胶园也面临威胁，情况危急。谭象生带队跑遍了病区胶园，决定改用飞机喷洒药液进行防治。
有一天喷药时，他爬上橡胶树为飞机指认方向，忘了戴防护面具。药液从头顶淋下来，浇了个透。同事们在下面着急地大喊：“快下来冲洗！”他却开玩笑说：“我要是中毒了，虫害也被杀死了，胶树不就有救了吗？”
南下学子不仅为海南农垦事业奠基拓荒，还将科学技术带进海南农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接班人。他们带来的是知识、是技术，更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文化火种。正如一位老农垦人所言：“他们是海南农垦事业的第一生产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南下学子的精神，如同海南岛上一棵棵挺拔的橡胶树，历经风雨依然苍翠葱茏。
关键词： 《口述海垦》
